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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倾一时的王稼祥, 1962年为何被勒令搬出中南海?

发布日期:2022-09-18 19:58    点击次数:103

  

王稼祥同志在党史上拥有着无可置疑的地位和权威。

他19岁留学苏联,24岁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,25岁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。

在王稼祥的漫长革命生涯中,他的起点显然比同时代其他人要高出很多,年纪轻轻不仅是共产国际最为信赖的人选之一,而且还身居中央高层重要职务,可谓权倾一时。

但王稼祥与其他人不同,从不滥用权力给自己谋私利,只要有利于民族和人民,也绝不会拘泥于教条主义。

留学苏联之际,当他学习马列主义后明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,于是他紧跟共产国际的步伐,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。

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当中,以王明为首的博古等人极力推崇苏联经验教条,几乎试图把苏联经验全部照搬过来,以争取中国革命的快速胜利,可在推行一系列“左倾”冒险路线后,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取得预想中的“速胜”,而且导致大批党员损失,革命群众暴尸街头,革命形势急转直下,就连临时中央都无法在上海立足。

对于这种危机的形势,王稼祥很是着急,而伴随着对毛泽东同志的逐渐深入了解,他从原来的排斥,慢慢转向对毛泽东的拥护和支持。所以,第五次“反围剿”失利以后,尤其是湘江一战后,王稼祥彻底抛弃了苏联经验教条主义,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,在遵义会议上透出了至关重要的一票。

王稼祥的这一票有多重要呢?以至于毛泽东也不禁感叹: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,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“关键的一票”。

要知道,在此之前,王稼祥刚进中央苏区时,他与任弼时、顾作霖三人是中央代表的“三人团”之一,中央苏区的一切大小事务基本上由他们三人说的算。长征途中,王稼祥与毛泽东、张闻天组成的“中央队三人团”又是领导革命的主心骨,而王稼祥与张闻天不仅是同学关系,而且还是“留苏派”的代表人物,其一言一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共产国际,如果没有王稼祥的鼎力支持,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很难大展拳脚。

而遵义会议之后,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新“三人团”领导了此后中国革命的方向,没有这个新“三人团”中国革命或许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和命运。

由此可见,早期的中国革命,王稼祥在中央领导核心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,以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。此时的王稼祥真真正正可谓权倾一时,没有他的充分理解和支持,中国革命的道路无疑将会变得极为崎岖难行。

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巨大分量的前中共领导人,在1962年时,却被勒令搬出中南海,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?让他从权倾一时到跌入低峰?

这一切,还得从1962年的特殊国情讲起。

1962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。

这一年,三年大饥荒的余波尚未散去,新中国的农业、轻工业、重工业等百业凋零,国民经济出现大衰退,不少地方的人民群众面有菜色,饥荒如同瘟疫般肆虐在中华大地。

就国际形势而言,此时的新中国也不容乐观。一方面,美帝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在东南沿海扬言“反攻大陆”,60万解放军不得不整军备战,时时刻刻睁大眼睛盯着美蒋的一举一动。

另一方面,中印边境冲突持续升级,印军罔顾新中国的警告,大肆越过两国人民传统国境线,不断向中国境内蚕食,甚至最夸张的时候,就连哨所都建到了中国边境线后面。

与此同时,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,在少将祖农·太也夫(俄罗斯族)和马尔果夫·伊斯哈科夫(塔塔尔族)的挑唆下,携老扶幼大量叛逃到苏联,一个县最不可思议的时候,叛逃到只剩下百来人,边防出现大量人口空缺。

令王稼祥焦虑的还远不止如此。

此时的新中国已成为亚洲革命核心领导国家,中央冀希望通过革命输出,让全世界人民打倒列强,迅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,因此,不断对外输出革命,不断向世界各国提供援助。

同时,为早日跻身共产主义社会,全国推行人民公社运动,结果,人民公社的普及,不仅没能激发活力,提升生产效率,反而让不少地方闹出了饥荒。

这一切的一切,都让王稼祥寝食难安。王稼祥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。

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,王稼祥目睹到这些情况,却又无力做出改变,可按下不表又不是他的一贯作风,于是,他斗胆陈词向中央提出与西方国家尽可能建立关系,与苏联最大程度修复关系,与印度最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问题,同时要减少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力度。

报道打到了毛主席那里,毛主席掰着指头说:“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,对修正主义要和,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,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,这是‘三和一少’。”

不承想,毛主席的话被别有用心的康生给利用了。康生到处煽风点火,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,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‘三和一少’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。”康生更将“三和一少”,发展为“三降一灭”,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,即“投降帝国主义、投降现代修正主义、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”。

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“三斗一多”,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,对修正主义要斗,对各国反动派要斗,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。

结果,在康生的攻击之下,王稼祥被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,他不再是国家重要领导人,因此就不得不搬离中南海。

王稼祥离开中南海后,内心久久无法平静,他的精神出现高度紧张,不断呐喊:“我没罪,我没罪!”

就连他的妻子朱仲丽回忆也说:“入夜时,他仍不时地惊叫。”

王稼祥精神备受打击,可厄运并没有放过这位可怜的革命老同志一家人。

不久,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因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尽,王稼祥被软禁,妻子朱仲丽被错误定性为“现行反革命”给关押起来,一家人陷入了一段黑暗的岁月。

不过,好在多年之后,中央给王稼祥一家人平反,指出:

“建国二十多年来,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‘三和一少’‘三降一灭’修正主义路线。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,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,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、毛主席、周总理定的。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,但成绩是主要的,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。”

谨以此文致敬一代老革命家、真正的共产党人王稼祥同志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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